訪古尋城:看見的與看不見的歷史
古羅馬依然歷歷在目, 而西安看不見太多長安
  人們常說“羅馬立于七座山丘之上”,古羅馬廣場(Forum Romanum)的廢墟正在兩座這樣的山丘之間,鼎鼎有名,上面曾經簇集了共和國和帝國時期陸續建起來的數十座重要的建筑物。中文語境里偶把Forum 翻譯為“論壇”,實在不足以表達此地的顯赫,也不利于向今天的旅游者解釋它的意義。此“壇” 既沒有非常規整的形狀,也沒有明確的邊界或者統一的內部軸線;它既是類似于華盛頓的中央草坪那樣的長條開放空間,一路延向卡匹托里尼(Capitoline)山丘上的神廟,也是沿著帕拉蒂尼(Palatine)山丘北緣次第建起的建筑物的總稱。

  如果帶著明正“秩序”的強烈愿望,在廢墟上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兩座凱旋門,因為古羅馬片中常有它們的身影,這里是羅馬執政官和救了他一命的賓·虛一起登上金馬車,接受萬民歡呼的地方,現代人沿著凱旋門往高聳的卡匹托里尼的視線也投向古羅馬文明的“焦點”。

  從古羅馬廣場的西南角看到的廢墟狀況(作者資料),前景中最引人注目的分別是土星神廟(Temple of Saturn)和維斯帕西安與提圖斯神廟(Temple of Vespasian and Titus)的一角,畫面的中心是塞維魯凱旋門,它是所有廢墟照片中出鏡率最高的羅馬紀念物之一,而被它擋住的則是大名鼎鼎的元老院的遺構。除了一些神廟殘存的門廊因為被近代建筑物利用而得以幸存,古羅馬廣場上的原始建筑物格局已經難以辨認了。那座搶鏡的穹頂教堂實則是17 世紀才建造的。值得一提的是,圣盧卡教堂及其延伸結構也與后來修復廣場廢墟的努力息息相關

  如果以為這樣的電影布景就是古羅馬的全部,那我們顯然不了解城市的本質—城市是變化的,不要忘了羅馬是一個千年的文明古都,差不多以基督時代為界,公元后是帝國時期, 公元前是共和國時期。在一千五百年前蠻族開始摧毀這座城市之前,羅馬也一直在不斷地新建和重建著,不存在一個連續的、像紐約那樣在二百年前就基本設定的格局。因此,凱旋門雖然在它們今天的位置,但是門里和門外的關系卻不像柱石寥落的廢墟上看到的那樣簡明。

  有趣的是,有了現代城市后,人類保護古代歷史遺跡的意識才抬頭,歷史開始有“標準像”了。早期的羅馬統治者并不在乎城市歷史的延續性,大多數羅馬市民似乎也并不好奇這座城市從前的模樣,于是拆拆補補……凱旋門自身的命運也是如此。在斗獸場以西,矗立著君士坦丁凱旋門,它以君士坦丁大帝聞名,但是這位羅馬皇帝并不是這座拱門的始作俑者,相反, 他拆掉了上面哈德良皇帝的雕像換成了他的。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后很長時間, 羅馬人都拿斗獸場和卡拉卡拉大浴場之類的巨型建筑當采石場用,建筑材料和雕塑又“還魂”到城市各處,這造成了一種時序雜陳的斑駁局面。當我們越過年代交錯的遺跡來看今天的城市,并不太能分辨什么是“新的舊”,什么是“舊的舊”。“進步”的馬車從這些凱旋門駛入歷史,并不總能找到專屬于它們的道路。

  就在兩個世紀以前,古羅馬還不是今天這樣的廢墟—現在看上去,它更像是羅馬被毀壞之后立馬“速凍”住的情景, 歷史似乎在一瞬間凝結了。其實兩個世紀以前殘磚碎瓦大多埋沒在土里,一切看上去反而更“自然”些。17 世紀以來的畫家、作家,用較寫實的手法勾勒出了廢墟發掘前的狀況:“不太雅觀,污穢無聊”“穿著破爛衣服的農民,還有一兩頭驢,一頭雅灰色的意大利公牛,或者眼神狂野的水牛……”半埋在這個俗稱為“牛欄”(Campo Vaccino)的放牧場上的凱旋門一定非常尷尬。它全然不像今天的廢墟那樣給人極大的情感沖擊,看不到地表下掩蓋的豐富歷史,相反它只是“毫無特點,只有星星點點的廢墟,兩行成行列的樹穿越其中”。

  現在的這些建筑碎片是18 世紀晚期開始慢慢挖掘、識別、辨認并放置在建筑基地的原有位置上的。這樣我們就有了兩種不同的理解“新”和“舊”的方式:一種看上去很“舊”,其實卻是刻意營造出的幻覺,貌似殘破卻準確地提示了原有建筑位置和尺度的廢墟,實則是現代人通過理性的方法恢復成那樣的; 還有一種是自然而然的“舊”,這樣從生到老到死并復生的城市,總會是修修補補肆意涂抹的,新和舊之間反而看不出明顯的裂痕。

  古羅馬廣場(潘尼尼工作室,1755 年,盧浮宮藏),潘尼尼和他的“造景”工作室在18 世紀產出了大量類似的懷古畫面,在廢墟尚未發掘整理之前,鮮衣怒馬的公子王孫憑吊文明遺跡的場面看上去頗具詩情畫意。但是比照現代的發掘地圖和實景照片會發現,這里有著大量明顯的錯誤:畫面左方的安東尼烏斯和福斯蒂娜神廟(Temple of Antoninus and Faustina)似乎是在卡斯托和普魯克斯神廟(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的前側,實則是在它的后方;引人注目的佛卡斯紀念柱(Column of Phocas)和右方的土星神廟,加上左側依稀可見的塞維魯凱旋門所代表的前景,被戲劇性地壓縮了。遺跡半埋土中的狀況留置了視覺和心理的空白,連接向視線終端的提圖斯凱旋門,浮現了一條更現代的“凱旋大道”

  在一個飄著秋雨的下午,我第一次走到這座城市的中央, 仿佛想起弗洛伊德描述過的、在腦海中重構未經毀棄的羅馬的樂趣,“現在,讓我們自由地想象一下”這樣的羅馬將是帕拉蒂尼山丘上帝國執政官們巍峨如初的宮闕,來自非洲的皇帝塞維魯的紀念物未經毀壞,而臺伯河邊天使堡上矗立的美麗雕像仍在。如此,“一個觀察者只需掉轉他的視線,或移步換位,就可看到不可勝收的景致”。

  可是這樣的可能并不存在, 已經丟失的歷史信息需要在空洞的視覺大海中打撈,而且并不見得一定有什么收獲。第一反應是尋找道路起碼的層次,好從我腳下黃湯攪拌碎石的泥濘中解脫出來。按現在城市流行的說法,凱旋門的兩端該是主次干道,景觀大道加上輔路,有沒有綠化?有沒有小廣場?有沒有噴泉和景觀點綴連接其中?有沒有道路盡頭的招牌背景?作為一個建筑師,你難免想把這一地區的原貌復原—或者,干脆重新“設計”出來,得到某種美妙的平面圖案和富于紀念性的視覺主題,讓神氣的金馬車重新行駛。某些照貓畫虎的國內“羅馬別墅”上也是這樣宣傳。

  但真相是廢墟之中存在彼此沖突的可能。啟蒙時代的人們在看這些廢墟時已經發現了這一端倪,這種古典不像新古典那樣有著清晰的結構,而是經年意義累加復又崩塌之后的結果。

  2

  人們對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興趣的是唐代的長安。那時候,《大明宮詞》這樣洗腦力強大的通俗劇還沒有開播,我喜歡開元天寶遺事,但談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長安不過是小時候愛聽的《薛剛反唐》一類評書的注腳:

  “且說薛丁山大兵奏凱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長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樓,受西域貢禮降表,眾將卸甲入朝……”

  那時我從沒想過“玄武樓”之類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墻把唐代的若干殘跡,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門包裹在了里面。如果是清代人的演義重新“發明”了唐朝,《大明宮詞》也許就統一制定了旅游區的國家標準。事實上這種近代的“發明”并非全無意義,就像大多數古城其實不能簡單地用哪一個時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來標定。因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亞萬年前冷凍的猛犸象,而是持續發展的結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發生意義,這種意義也就是歷史的意義: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盡完美,但屬命定。

  那時,我見過的唯一的“長安”的“證物”——老西安的老火車站——和大眾熱望里的“歷史”無關,相反它是“現代”的鮮明標記,在它初次浮現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兩年,這個新鮮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驚愕。西安站的選址在明代城墻的正北,安遠門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內,緊鄰著發生眾多歷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門之變”、唐玄宗殺死韋后和安樂公主的“唐隆之變”。在早期西方攝影家如恩斯特·鮑希曼的鏡頭中,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無論“老”西安自身的真假,“歷史”自身也在迅速地折舊成為歷史,甚至不能復睹。1935 年,隨著一聲汽笛,都城正北方不能有城門和大規模營建的古訓成了廢紙,隨著從中原逃難來的人流,禁苑成了嘈雜的市井和貧民窟所在。就區域而言,隴海鐵路是貫穿中國東西的現代大動脈;從微觀上看,對這座城市來說,鐵路線也是貫穿歷史空間的“現代性”的一枚箭頭,這穿漏的一刻,歡快輕浮的空氣釋出,標志著一段漫長咒語的解封。

  宋代趙彥衛所著的《云麓漫鈔》中,有關于《長安圖》的記載:“長安圖,元豐三年正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 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宮,并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 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跡,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宋代地圖的繪制水平很高,但長安的尺度空前巨大,一坊之地往往就相當于同時期歐洲的一座小城市,《長安圖》所繪有多少是宮闕里坊的真實寫照,抑或它們僅僅是“寫形會意, 述其大略”的“圖解”,恐怕永遠也沒有機會得到確證。

  作為一座“廢都”,西安常常被拿來和現代的羅馬對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講壇(Forum Romanum)區域的廢墟,已經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標準像之一。然而,如果說古羅馬依然歷歷在目, 請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見太多長安。繞過橫七豎八的彩鋼板,偶爾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著)“往下看”,在單片的 “歷史保護單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這種地層以下的過去。通過考古學者的挖掘,個別深埋于地下的長安重見天日,上面的車轍印記淡淡地告訴你過去生活的真實—在西安的大多數地方,如果有一定的歷史知識,你完全可以隨便想象你生活在數千年前的生活中,因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名時代的生活已經貌似有了太多細節,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錄,或是偶然有戲劇性的考古發現,你便可以將這種想象與文學文本中某個遙遠的人物確鑿相連——但事實上又了無實據。

  如果其他不知名的荒城是“空”的容器,被西安所覆壓的長安便是什么都沒有的“滿”,城市的歷史往往是通過街坊鄰里的口口相傳,而不是公開的考古報告而為世人所知的。復建的歷史大都背離了原意,“長安”最后成了詭譎的犯罪現場,可以真切地感受,卻什么都看不到。

  令我們“念茲在茲”的豐滿的過去毀壞了……既因天災人禍,也緣于隨那汽笛聲而來的“現代”的風暴。倒過來說,毀壞并非沒有意義,自從有“長安”這個意味不凡的地名以來, 也就有對它深情而悵惘的回望,它其實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輝煌結束以后,在長安以外的地方看長安, 看不見的長安,實則構成了另一種長安,或者準確地說,對長安無盡的想象。

  ……而我們今天的“不見長安”又是另外一個層次了。即便明代磚城大為縮水,真正的長安還安靜地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麥田中,在魯迅的時代“現代”化進程仍方興未艾;據說,20 世紀50 年代的西安南郊還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見和城市相對的終南山;80 年代,新建的大路還不寬闊,但是汽車稀少, 樹影婆娑,人聲稀疏,尤其在夜晚,你還可以體會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挾著以加速度遞增的動勢,真正的改變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發生的,我們就這樣看著“古代”無影無蹤。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乘坐的列車駛過火熱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經啟動了轟轟烈烈的對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

  要知道,這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細節。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豐富地形,其實是這座城市記憶的核心部分,至今,還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經觸動的地面上有所反映。唐高宗就是以所在“湫濕”“卑下”為理由在龍首原上建立新宮的。八水環繞的整座城市,又橫貫六道高岡。被附會為易經“六爻”的長安風水里,曾幾何時,點綴著朱門青瑣的亭臺、雕欄玉砌的宮闕……這樣莽原上的城市經驗,一路延至畫里錦屏一樣的終南。

  近十年以后,當我再次來到西安北郊的時候,“現代化”顯然已經大獲全勝,高樓大廈已經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偉計劃也已經提上了日程。其實“現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惡,對魯迅所厭惡的舊中國那種頹唐的氣息而言,它也許只是一種無情的蕩滌,畢竟即使是真正的長安也是需要發展的。可是“發展”與它名聲不好的孿生兄弟“開發”其實是—母所生——“進步”和“割裂”實際很難分開,“有序更新”只是空話。“新”“舊”有時可以并置無礙,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構物的地形整個覆蓋了老的“六爻”,甚至將后者徹底取消了,長安最終丟失了自己的記憶。

  圖:大明宮位置地形圖(作者資料)

  不能不說,過去的那個長安和今天的“時代精神”真有著奇妙的巧合。今天的城市規劃摒棄了長安低伏的建筑風格,卻繼承了它驚人的規模和大國子民的生活風范。由隋朝的大匠宇文愷在開皇二年(582)領銜規劃建造的這座網格城市,從平面圖上看來有如一座巨大的棋盤,這棋盤是橫跨起伏的“六爻”。

  據說,只一年時間,這座新的長安城便“建成”了。關于這座城市,有一件事人們沒法忘記,它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得遠遠超出實際的需要。“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為了追索這城市顯然不是人間所有的命理,有唐一代的詩人不知使用過多少美諛的辭藻,就像今天的唐風建筑和整個地產大開發的熱潮,用盡了古今中外形容建筑空間的詞匯,但是又似乎在速度和規模上千百倍地超越了唐朝。一個開發項目最害怕的就是在基地上挖出什么,這樣整個項目就可能遙遙無期地延置,因此很多決策者選擇了沉默,蓋完了再說。

  20 世紀之前的西安,很大程度上還只是明城墻里那有限的一片,恰恰是在上一個二十年間,在媲美隋唐帝國的雄心的驅使下,復古的金字招牌貼滿了摩天大樓:曲江、朱雀、明德、含光等,長安又復活了,而且長成了另一個巨人。新長安看上去和舊長安截然不同,但是兩座城市的命里卻有著若隱若現的勾連,都是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崛起的奇跡。在這其中,雷同的集體遠遠壓倒卓絕的個人。在整個唐朝,異乎尋常的規模的另一面是大片冷寂荒蕪的“圍外地”,今天鬼城一般的新城市有時也依稀照見它的影子:粗暴,空疏,但是卻又有驚人的尺度和觀感,像是龐大的星系持久膨脹之后,可能在某個局部塌陷到新的密度—其中盛滿了我們熟悉的、因發展而沸騰喧囂的緊致的生活。

  它不是長安,但又是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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