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順德“小故事” 理解中國“大變局”

鄭永年 原創 | 2019-10-25 20:3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變局 順德 

 

  

  我長期在城市國家新加坡工作,總是感嘆這個城市國家的國際魅力。新加坡人自稱為地圖上的“小紅點”,但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它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被很多人稱“小國大外交”。不過,很顯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發揮大外交作用,主要是因為其內部發展模式的巨大成就。沒有這樣的成就,哪里會有大外交的基礎呢?世界上小國并不少,但有幾個能夠像新加坡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呢?

  順德是我多年來研究中國的一個觀察點。在做順德研究時,我總想把新加坡和順德兩地做些比較,盡管前者是一個國家,后者只是中國的一個縣域。這么做主要有個原因。第一,同新加坡一樣,順德這個小地方在中國乃至世界上所產生的影響力也超越了其地域限制。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順德其實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順德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釋放出來的影響力和其行政級別是不相稱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多個年頭,往回看,人們會發現,在國家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順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國家很多方面的改革開放政策都是從順德開始的,或者為順德人首創,或者是國家把改革開放政策首先放在順德實踐,然后再推廣開來。

  第二,在過去的40年間,順德的改革是在開放狀態下的改革。順德人很能干,但不是蠻干,而是謙虛地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學習,再大膽而謹慎地把他人的經驗通過“再創造的過程”應用于順德,轉化成為順德自己的東西。順德人向美國、歐洲國家、日本學習,也向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學習,總能找到他人的長處來彌補自己的短處。這里必須強調一下順德向新加坡學習的過程。這些年來,順德不知道派送了多少官員到新加坡考察,學習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我自己就接待過很多順德代表團,他們的好學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正是因為順德的改革是在開放狀態下進行的,順德的地方改革就具有了“國際性”。如果把順德的經驗和新加坡的經驗做一比較,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兩者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再把順德經驗提升到概念或者理論層面,那么,人們也會發現,順德的經驗具有普遍適用性。

  二

  順德的成功讓很多人認識了這個地方,也是驅使我們寫這本有關順德成功故事的作品的動機。這些年來,“講中國故事”已經成為國內學界和政策研究界一股不小的潮流。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發生了巨變。不管人們對中國的巨變有怎樣的評價,但很少有人否認,“中國故事”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然而,如何講故事,對很多人來說則是一個挑戰。有故事是一件事情,把故事講出來是另一件事情,把故事講好則更為艱難。一些人講宏大的中國故事,結果越講越抽象,故事本身反而消失了;另一些人則講細小的故事,結果往往陷入瑣碎之中,使得故事失去了社會的普遍意義。

  我們一直希望通過講“小故事”來反映“大變局”。“小故事”里面有人、有事,貼近生活的真實,但所有的真實都是發生在“大變局”的背景之下的。這本書里講的就是順德的“小故事”,通過順德這一“小故事”來反映和理解中國這40年的“大變局”。如何敘述故事?有關順德的故事不是小說,容不得任何虛構,本書所說之事也沒有任何一件是道聽途說得來。我們講的順德故事是每位合作者嚴肅認真研究的產物,有根有據,基于可以驗證的經驗材料。在敘述方面,我們力求學術研究和樸實表達的平衡。故事是講給人聽的,必須讓人聽得懂。

  三

  本書從中國的40年看順德的發展,從順德的40年看中國的發展,或者說,本書既是中國發展的順德畫卷,也是順德發展的中國畫卷。我們力求探索順德實踐邏輯和中國實踐邏輯之間的關聯。國家的很多改革政策都是在順德先行一步,先試一步。無論是順德人創始的政策還是國家推動的政策,順德的“先行一步”本身就是中國經驗的一部分。和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爆炸”改革方式不同,中國的改革是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過程。在很多領域,國家容許和鼓勵地方發揮自己的能動性,試行自己的地方性政策。

  同時,即使是中央層面提出的政策也往往先在一個地方試驗,在一個地方試驗成功了,再擴展到幾個地方;在幾個地方成功了,再擴展到整個國家,上升為國家政策。順德在這個改革邏輯中做得非常成功。一方面,順德的改革決策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基于實踐,也從實踐中提升。這種實踐性和經驗性使得順德經驗具有可復制性。另一方面,一旦上升到國家層面,順德又需要服從大局,執行中央的政策。這是一個良性的改革循環和提升過程。

  那么,具體說來,順德的改革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國家層面具有可復制性,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適用性呢?正如本書所展示的,至少如下幾個關聯的方面可供人們思考。這里尤其要強調一下“關聯”的重要性。因為順德是成功的,順德的故事沒有被人忽視。無論在書籍還是文章中,不同的人已經講述了不少順德故事。不過,以我所見,迄今為止人們所講的故事往往是“單向面”的,例如對順德的故事做一“經濟學”的解釋,或者“政治學”的解釋,或者“社會學”的解釋。我認為,盡管從學術上來說,這樣講既不可避免,也是應當的,但這種“單向面”的講述不僅出現了方法論的問題,更會有“先入為主”的意識或者價值導向,經常把故事講偏。本書的作者團隊來自不同領域,通過集體討論和再討論,努力以全景方式再現順德故事。

  如果人們要把順德的故事概念化和理論化,首先面對的是誰來改革的問題。這個問題極其重要。但回答這個問題時,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在政府權威消失之后,經濟社會發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在一些人眼里,“發展”與“自由”是可以交換的兩個概念。不過,在經驗層面,這全然不是。世界上很多國家處于無政府狀態,沒有多少權威,也沒有多少秩序,但沒有發展,只有不斷叢生和蔓延的暴力。

  另一個極端是,有了權威也不是一定會有發展,這樣的例子同樣有很多。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代,很多高度集權的國家也同樣沒有解決好發展問題,即使是一直被視為具有先進民主體制的西方國家也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西方遇到了很大的危機。人們對危機的根源多有思考,也有好的思想來應對危機,但就是缺少有效的權威來把這些思想轉化成實際的政策,以求得問題的解決。

  這里,問題的核心便是執政主體及其使命。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缺乏執政主體,無法提供發展所需的基本秩序。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所說的“自由”很難轉化成發展。另一方面,在高度集權的國家,盡管有執政主體,但這些執政主體的使命并非求得發展。而在今天的民主國家,基于多黨制之上的執政主體很難有效,因為反對黨往往為了反對而反對。缺乏有效的執政主體,哪怕有很好的思想,也很難轉化成現實。

  中國近40年來的發展就是因為解決了執政主體及其使命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主體,政治具有主體性,并且這個主體具有使命感,即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解決了“國家與革命”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著重解決“國家與發展”的問題。但要解決“國家與發展”的問題,黨的建設(黨建)是第一位的。執政黨不僅要引導改革,而且更需要改革自身來適應因為改革而造成的新環境。

  從歷史角度來看,如果執政黨不能適應新環境,那么其不僅不能引導一個國家的發展,更會成為這個國家發展的阻力,最終執政黨本身也會被社會所拋棄。在這個意義上,圍繞執政黨本身所發生的變化可能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改革。這一點,從順德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我們把黨本身的變化放在首要的位置。無論在順德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理解中國變化的核心便是理解執政主體即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這個改革的主體可以說是中國的特殊性,具有“中國特色”,因為很少有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主體。就這點來說,其他國家很難照搬照抄中國模式。但是,在下一個層面,中國模式則表現為普遍適用性,或者說,在中國所發生的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發生,在其他國家發生的也可以在中國發生。在這個層面,中國的改革自始至終圍繞著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以提高政府效率為目標的行政體制改革、放權給市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賦權社會的社會體制改革;再者,這三方面的改革必須協調進行,無論是改革順利進行還是其中遇到困難,都與這三方面改革的協調性有關。這些充分體現在順德的改革經驗中。

  就經濟改革而言,這里所需要解決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兩者各自需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順德改革過程中,人們不難看到,要放權市場,首先必須有市場。不過,市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政府的回撤并不必然導向市場;相反,市場是政府和社會塑造出來的。不僅政府的回撤需要政府本身的努力,市場的創始和發展更需要政府的助力和推動。在這方面,政府扮演了一系列角色,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人力資源的培訓、新型政商關系的確立等方面,更直接涉及資本積累和應用方面(無論是“請進來”還是“走出去”)。

  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如果經濟發展的主體是資本,那么社會發展的主體即是政府。在任何社會,在資本和社會之間,資本總是占據強勢地位,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那么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必然失衡。實際上,總體而言,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有政府的介入,資本和社會之間也是失衡的,即資本占據主導性地位,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差異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分化。這也是今日世界政治領域內民粹主義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整個國家而言,盡管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資本和社會之間也存在著失衡現象。

  與整體相比,順德在社會建設方面做得很好,更具有人們所說的社會主義特色。在順德,政府除了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努力之外,還做了其他更多方面的努力,而這些方面,順德較其他很多地方做得更好,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領域。

  第一,城鄉一體化。順德以制造業為先導的工業化在廣東和全國其他地方是領先的,工業化帶動了快速的城市化。但是,順德在快速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并沒有忘記農村的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升級。

  第二,政府對社會力量的培育。隨著經濟社會生活的多元化,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社會參與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需求越來越高,社會治理因此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如何對待社會力量?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一些人對社會力量總是抱有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在這方面,廣東開新風氣,很早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目標。政府順應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僅容許,而且鼓勵社會力量發生和發展,同時政府本身也改變管理社會組織的方式,引導社會組織成為整體社會的“幫手”而非“麻煩”,這使得政府和社會之間處于一種良性的互動狀態。這方面,順德表現得尤其明顯。

  第三,以社區和文化認同為主體的公共生活。在現代社會,公共生活空間的塑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這個領域,社區得以重組,傳統得以延續和現代化,生活的意義得以表達。因此,人們會發現,順德不僅僅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地區,而且也是充滿傳統氣息的地區。這種局面可以說是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無論是社區建設、傳統建筑的保護,還是環境保護和美麗鄉村的建設,都體現了這種努力。這種非經濟領域的文化建設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實在不應該。

  實際上,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最終的目標還是人民“安身立命”。人們甚至可以說,安身立命既是改革開放的集體目標,也是每一個人所追求的個體目標。而文化則是“安身立命”的體現。如果僅僅把文化建設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副產品,那么就大錯特錯了。文化的發展具有“本體”意義,即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但又超越于經濟社會發展。一個文化得不到發展的地方、一個人們不能安身立命的地方,經濟社會無論怎樣發展都會顯得毫無意義。

  第四,順德內外關聯的建設。這表現在幾個方面,包括海內外順德人的關聯、國內公司和外國公司的關聯、順德的國際化等。這些關聯的建設可以說是順德空間的無限擴展,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關聯使得順德的發展不僅是國家改革開放的一部分,更是全球化的內在部分。這些關聯使得順德和國際社會保持信息和技術的同步溝通和交往,這也是順德人克服“短見”和避免“坐井觀天”的有效方法,是順德在各方面能夠“領先一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順德的故事是在國家改革開放大背景下書寫的人與事。這個成功故事的“書寫者”并不容易,當政者一屆接著一屆,順德人一代接著一代,沒有人見到了成績就止步不前,也沒有人遇到了困難就放棄,這是順德不斷進步、順德模式不斷提升的動力機制。這方面,順德又非常類似于新加坡。新加坡建國以來,差不多每十年產業就升級一次,社會就進步一個等級。順德在過去的40年里也是這樣過來的,每隔一段時間,順德總會有創新式的發展,每過一段時間,國家也總會把新的政策拿到順德來先行先試。因此,盡管本書是順德過去40年的歷史和經驗展現,但順德的故事永遠沒有結局。進步是永無止境的,順德人也永遠在路上。

個人簡介
浙江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季刊主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1985年和1988,分別從北京大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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